校勘为读史先务，日读误书而不知，未为善学也。吾昔撰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，曾借《元典章》言校勘学，综举校勘之法有四：曰对校，以祖本相对校也；曰本校，以本书前后互校也；曰他校，以他书校本书也；曰理校，不凭本而凭理也。胡身之精校勘学，其注《通鉴》，名《音注》，实校注也。其自序言：“咸淳庚午，延平廖公礼致诸家，俾雠校《通鉴》，以授其子弟，为著《雠校通鉴凡例》。”今其例不传，然由注中钩稽，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，以理校为多，他校次之，用本校、对校者较少。然其所谓理校，非只凭空想，而多由追忆，故以现存宋本勘之，往往奇中，与对校无异。其他校之详者，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。兹以次述之，皆校勘学常识也。

周显王十七年，秦大良造伐魏。

注曰：《索隐》曰：“大良造即大上造。”余谓大良造，大上造之良者也。按《史记·秦纪》：“孝公十年，卫鞅为大良造，将兵围魏安邑，降之。”又按《六国年表》，秦孝公之十年、显王之十七年所谓“大良造伐魏”，即卫鞅将兵也。但大良造之下，当有“卫鞅”二字，意谓传写《通鉴》者逸之。（卷二）

校勘当先用对校法，然对校贵有佳本。身之释《通鉴》二十年，初稿丁乱散失，乱定复购新本注之，又十年而成。据《舒阆风集》一，言：“丙子兵祸，自有宇宙，宁海所未见。”则身之所藏各本《通鉴》，恐已随注稿俱毁。故今见于注中者，只有蜀本，其称杭本者仅一见，馀俱云“某字当作某”，而不明著为何本，盖从乱后追忆，非持本相对也。如此条云：“大良造之下，当有'卫鞅’二字。”现存涵芬楼影宋本，正有此二字。然身之此条所用是理校兼他校，而非对校也。

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荀卿曰：“商之服民，所以养生之者，无异周人。”

注曰：以上下文观之，商周二字，恐或倒置。（卷六）

此条是纯理校。今本《荀子·议兵篇》，与《通鉴》所引者不殊，《通鉴》“殷”作“商”避宋讳耳。而身之以为商、周二字，恐或倒置，意别有在也。荀子言“所以养生之者，无异周人”，谓待新服之民，无异周人也。身之欲易为“无异商人”，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，盖深感变于夷，不若仍为夏也。其说甚美，然无所据，故谓之纯理校。同时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有曰：“殷之亡也，多士多方，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。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，消其不平之气，曰'商王士’，曰'有殷多士’，曰'殷逋播臣’，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。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，何如此其厚也！”此即身之之意，盖宁为亡国遗民，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。

秦二世元年，陈守尉皆不在，独守丞与战谯门中，不胜，守丞死，陈胜乃入据陈。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守丞，谓郡丞之居守者。一曰郡守之丞，故曰守丞。”原父曰：“秦不以陈为郡，何庸有守，守谓非正官，权守者耳。”余按秦分天下为郡县，郡置守、尉、监，县置令、丞、尉。原父以此守为权守之守，良是。《迁、固二史》作“守令皆不在”，此作“守尉皆不在”，盖《二史》“令”下缺“尉”字，而《通鉴》“尉”上缺“令”字也。（卷七）

此以《迁、固二史》校《通鉴》，所谓他校法也。

汉文帝二年，罢卫将军。

注曰：按《班·纪》，诏曰：“朕既不能远德，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，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，又饬兵厚卫，其罢卫将军军。”《通鉴》传写，逸一“军”字耳。（卷一三）

以《班·纪》校《通鉴》，亦他校法。

汉成帝绥和元年，莽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布蔽膝，见之者以为僮使，问知其夫人。

注曰：此下依《汉书》，有“皆惊”二字，文意乃足。他本皆有此二字。（卷三二）

此先用他校，而後用对校。身之乱後重注《通鉴》成，曾至鄞留袁氏塾，当为借观藏书。“他本皆有此二字”云云，盖注成后得见他本，续行添入者也。他本指诸宋本，今涵芬楼影宋本即有此二字，可证身之所据以为重注者，是元燕京兴文署新刊本。此本不知刻于何年，卷首有王磐序。据《元名臣事略》，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，时年八十三矣。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、《仪顾堂题跋》，均谓“至元二十七年正月，立兴文署，刻《通鉴》”，非也。《元史·世祖纪》：“至元二十七年正月，後立兴文署。”今略去一“復”字，殊乖史实。据《元秘书监志》：“至元十三年十二月，兴文署併入翰林院。”其刻《通鉴》，必在至元十三年以前。是年为丙子，即临安陷没之年。身之乱後所得者，当为此本，故即据以为注，取其通行而易得，犹吾人今日之用苏、鄂两局本也。元末刻《胡注》时，亦用此本正文，故今本《胡注》，仍冠以兴文署王磐序。此事《观堂集林》曾辨之。

《通鉴》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板後，覆刻者不止一本。若不论其支派，而论其单传，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；绍兴初馀姚覆刻元祐本，为第一传；元至元初燕京兴文署覆刻绍兴本，为第二传；元末临海刻《胡注》，即用兴文署本正文，为第三传；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《胡注》，为第四传。因此本王磐序称兴文署新刊《资治通鉴》，遂认《胡注》为兴文署本，是误以第三传为第二传也。光绪间长沙胡元常《刻通鉴全书序》，谓“元初兴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”，其误即由于此。应作“元末胡身之注用兴文署本正文刊行”，方得其实也。

汉淮阳王更始元年，初，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，有能名，迁导江卒正，治临邛。汉兵起，南阳宗成、商人王岑，起兵徇汉中，以应汉。述遣使迎成等。成等至成都，虏掠暴横，述召郡中豪杰谓曰：“天下同苦新室久矣，故闻汉将军到，驰迎道路。今百姓无辜，而妇子係获，此寇贼，非义兵也。”乃选精兵西击成等，杀之。

注曰：按临邛在成都西南。述兵自临邛迎击宗成等，非西向也。此承《范史》之误。（卷三九）

此亦理校，而兼正《范史》之讹。

汉献帝建安元年，曹操表郭嘉为司空祭酒。

注曰：陈寿《三国志》作“司空军祭酒”，此逸“军”字。《晋志》曰：“当塗得志，尅平诸夏，初置军师祭酒，参掌戎律。”（卷六二）

建安二年，司空曹操东征袁術，術闻操来，弃军走，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。

注曰：贤曰：“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。《水经注》云：'即蕲山也，西南流逕蕲山，又南对蕲阳，注于大江，亦谓之蕲阳口。’”余据《三国志》：“術时侵陈，操东征之，術留蕤等拒操，蕤等败死，術乃走渡淮。”则盖战于淮外也，安得至江夏之蕲阳哉！此盖沛国之蕲县，《范史》衍“阳”字，而《通鉴》因之耳。（卷六二）

此二条均以《三国志》校《通鉴》，亦他校法。

魏文帝黄初二年，温公《正闰论》曰：“晋氏失驭，五胡雲扰。宋魏以降，南北分治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。”

注曰：索虏者，以北人辫髮，谓之索头也。（卷六九）

丰城熊氏校记谓：“元本'索虏’字空缺，元人为国讳故然。”余谓此特偶然耳。他处“虏”字及“鞑靼”等字，并不空缺，足证元末刊《胡注》时，未尝通勘全书，一一剜避，偶见之认为有碍，遂去之，如《本朝篇》所举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，即其例也，因言《胡注》校勘，附识于此。

晋惠帝永熙元年，散骑常侍石崇。

注曰：前书侍中石崇，此作散骑常侍，必有一误，盖因旧史成文也。（卷八二）

此以本书前後互校，所谓本校法也。吴缜《新唐书纠谬》，即用此法。

晋怀帝永嘉五年，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，周中坐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异！”

注曰：言洛都游宴，多在河滨，而新亭临江渚也。（卷八七）

此条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曾有所校勘，曰：“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，本作'有江山之异’，此大概言神州陆沉，非复一统之旧，故诸名士闻之伤心，相视流涕。《通鉴》偶易作'江河’，注遂为之傅会，乃使情味索然。”又云：“按《世说新语》作'山河之异’，《世说》是当时人书，愈足见此是大概说也。”

“江河”《世说新语》作“山河”，《太平御览》一九四所引同。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，宋本作“江河”，明监本及汲古阁本、清殿本均作“江山”。赵君读误本《晋书》，先入为主，故以“江山”为是，以“江河”为情味索然。不知温公、身之所据之《晋书》，自作“江河”，何得谓《通鉴》偶易！又何得谓《胡注》傅会！校书当蓄异本，岂可轻诬古人！假定《世说》原文果作“山河”，改易之者亦是《晋书》而非《通鉴》。赵君既诬《通鉴》，又诬《胡注》，皆株守一书，不讲求异本之过也。至谓《世说》是当时人书，亦有语病。《世说》是当时人书，吾人所见之《世说》不是当时人本，盖不知几经传写矣，特辨之以为轻于立言者戒。

晋成帝咸和三年，监军部将李根，请筑白石垒。

注曰：是时同盟诸将，无监军事者，窃意李根盖郗鉴军部将也。前史既逸“郗”字，后人遂改“鉴”为“监”。（卷九四）

晋安帝义熙二年，秃髪傉檀求好于西凉，西凉公暠许之。沮渠蒙逊袭酒泉，至安珍。

注曰：安珍，即汉酒泉郡安彌县也。后人从省书之，以“彌”为“弥”，传写之讹，又以“弥”为“珍”。（一一四）

右二条均理校，其说甚精。

晋恭帝元熙元年，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。

注曰：刺者，“敕”字之误也。“司空”之上，又当逸“以”字。（一一八）

此条亦理校，然涵芬楼影宋本，“刺”字正作“敕”字，是与对校无异。严衍《通鉴补》乃讥之曰：“按《宋书·道怜传》：'高祖平定三秦，方思外略，徵道怜还为侍中，都督徐、兖、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，守尚书令，徐、兖二州刺史。元熙元年，解尚书令，进位司空，出镇京口。’则《通鉴》于'刺’字之上，逸'以徐兖二州’五字，'刺’字之下逸'史’字，'道怜’之下逸'为’字，遂使读者疑而不解。此特传写之误，非温公之意也。而胡身之立意不改《通鉴》原文，每每将错就错以解之，其误人不浅矣。今特从本传改正”云。按严氏所用者是他校法，身之所用者是理校法，各有攸当。谓身之“将错就错”，身之不任也。惟身之不改原文之例甚严，可于严氏之讥评证之。夫严氏之所讥，即吾人之所善，此则两家治学方法不同耳。

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，安定胡叟有俊才，魏主以为虎威将军，赐爵始後男。

注曰：按地名无始復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越巂郡有姑復县，或者“始”字其“姑”字之误乎。（一二三）

此理校与他校并用。《魏书》五二称：“胡叟善为典雅之词，又工鄙俗之句。”叟固白话文学家也，故曰“有俊才”。李越缦盛称之，曰：“胡叟箕颍风流，去人不远，密雲岩邑，有此寓公，宜入《隐逸传》，虽赐散勋散爵，未尝一日仕。魏收以其与赵逸等俱来自他国，遂以同传，然叟未尝受姚氏及沮渠氏官也。”语见《越缦堂日记》卅七。叟盖北人之不肯仕于夷者。

元嘉二十九年，鲁爽至长社，魏戍主秃髠幡弃城走。

注曰：秃髠，恐当作秃髮。鲁爽父子兄弟先居长社，以南兵来，声势既盛，秃髮幡恐其有内应，故不能守而走。（一二六）

此虽理校，然《宋书》七四《鲁爽传》，正作秃髮，则兼用他校也。

宋明帝泰始二年，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、司法参军葛僧韶，请征孝祖入朝。

注曰：据《南史》，“司法参军”当作“司徒参军”，“请”下当有“徵”字。（一三一）

此据《南史》三九《孝祖传》。以为“请”下当有“徵”字，他校法也。然今本正文已有“徵”字，则刻板时照注添入者耳。葛僧韶《南史》作荀僧韶，《通鉴》据《宋书》八六《孝祖传》作葛僧韶。僧韶是颍川人，恐当作荀，荀固颍川著姓也，身之偶未及举正耳。

齐武帝永明八年，魏帝曰：“朕赖蒙慈训，常亲致敬。今昊天降罚，人神丧恃，赖宗庙之灵，亦辍歆祀。”

注曰：“赖”蜀本作“想”，当从之。否则“赖”字衍。（一三七）

此所谓对校法也。蜀本即《释文辨误》所称之费本，南宋初，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刻，于正文下附音释，俗称“龙爪通鉴”，《皕宋楼藏书志》所误为北宋本者也。身之重注《通鉴》时所用以校新本者，大抵皆此本。长洲章钰氏校记，谓“胡氏又有注明传写本者”，非也。《注》只言“《通鉴》传写有误”，非谓其所据者为“传写本”也。如本篇所举十三卷之罢卫将军一条是。

齐东昏侯永元二年，萧懿遣裨将胡松李居士帅众万馀屯死虎。

注曰：杜佑《通典》曰：“死虎地名，在寿州寿春县东四十馀里。”以此证之，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，刘破刘顺于宛唐，宛唐即死虎，字之误也。（一四三）

以《通典》校《通鉴》，亦他校法。泰始三年，应作二年。

梁武帝天监三年，上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。仙琕兵势甚锐，元英结垒于上雅山。

注曰：上雅山当作士雅山。据《水经注》，义阳之东有大木山，即晋祖逖将家避难所居也。逖字士雅，后人因以之名山。（一四五）

此本理校，以《晋书》六二《祖逖传》字士稚，而证当作士稚山也。据丰城熊氏校记，则此条正文及注，备极纠纷，略言之，则元本正文误作“十雅”，故注谓当作“士稚”，今鄱阳胡氏覆刻元本正文误作“上雅”，《注》又误作“士雅”，所谓理丝而棼也。

梁武帝普通六年，魏高平镇人胡琛反，遣其大将萬俟丑奴、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。

注曰：“萬”当作“万”，音莫北翻。俟，渠之翻。万俟虏複姓，《北史》曰：“万俟，其先匈奴之别也。”（一五〇）

万俟之“万”，不当作“萬”，犹之党项之“党”，不当作“黨”。此为校勘常识，初学不可不知也。

梁武帝大同元年，东魏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。

注曰：按《韩轨传》为秦州刺史。又考魏收《志》，东魏置秦州于河东，领河东、北乡二郡。史盖误以“秦”为“泰”，缘“泰”之误，又以“泰”为“太”。（一五七）

此亦校勘常识。

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祖皓起兵广陵，杀董绍先。皓，暅之子。

注曰：祖暅见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监十二年。诸本作“暅之之子”者，衍一“之”字。（一六三）

此用本校法。以本书一百四十七卷之祖暅，证一百六十三卷之祖暅，不作“暅之”也。诸本指诸宋本。可见校书当蓄异本，不可囿于一书。然“诸本”二字，全注仅一见，此是身之重注《通鉴》时追忆所及，不能指定为何本也。今涵芬本亦衍一“之”字。天监十二年，应作十三年。

梁元帝承圣三年，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。

注曰：按《北史·崔猷传》：“泰欲开梁汉旧路，乃命猷开通车路，凿山堙谷，五百馀里，至于梁州。”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以通车耳。前史盖误以“通”字为“迥”，传写者又去其傍为“回”也。（一六五）

此亦校勘常识。

陈宣帝太建三年，齐琅邪王俨，欲杀和士开，令治书侍御史王子宜表弹士开罪，请禁推，侍中冯子琮杂佗文书奏之，帝主不审省而可之。

注曰：“主”字衍。据《北齐书·琅邪王俨传》云“後主不审省而可之”。《通鉴》就旧史删润，以成一家言，本云“帝不审省而可之”，书吏缮写，因旧史之文，遂衍“主”字。杭本作“齐主”。（一七〇）

《北齐书》作“後主”，《通鉴》误本作“帝主”，身之以为“主”字衍，此他校参用理校也。然《通鉴》杭本实作“齐主”，故注末复添入一句，盖注成後始得见杭本也。其实作“齐主”者长，他校费力而未必中，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，往往如此。然未得祖本以前，只可用他校。此条所谓杭本，《通鉴》祖本也，亦全注仅一见。颇疑身之所见之杭本为一残本，或非自有之书，故注中少及之。然今涵芬本亦作“齐主”也。

太建九年，齐上皇度河入济州，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，又为湝诏：尊上皇为无上皇，幼主为宋国天王。

注曰：齐氏于倾危之际，不应改国号为宋，“宋国”当作“宗国”。（一七三）

此亦纯理校。为谈允厚《通鉴补后序》及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所讥，曰：“《北齐书·帝纪》本作'守国天王’，《通鉴》误'守’为'宋’，胡氏不考而妄为之说。”夫《北齐书》非僻书，且前条才用之，身之岂未之见！因其所误者为宋国，复有感于幼主，故曰“宋国当作宗国”，其志亦可哀已！顾千里序《通鉴刊误补正》，谓“梅虽熟乙部，间有望文生义，乃违本事”，即指此类。不谙身之身世，不能读身之书也。身之身世于《出处篇》详之。

太建十二年，十二月癸亥，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。

注曰：宇文泰以诸将补九十九姓，见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圣三年。上书十二月庚辰，此书癸亥，自庚辰至癸亥，四十四日，庚辰必误。按长曆，周陈十二月皆壬子朔，恐是丙辰。（一七四）

此亦理校。壬子朔不能有庚辰，然癸亥是十二日，丙辰是五日，庚申是九日，安知庚辰非庚申之误邪！

隋炀帝大业十二年，隋将帅败亡者相继，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数有功。

注曰：按隋官制，无中郎将。《王辩传》：“自鹰扬郎将迁虎贲郎将。”中字衍。（一八三）

隋讳中，可以理校知其误，更以《王辩传》证明之，则兼用他校也。

唐高祖武德四年，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鄀州，拔之。

注曰：褒州当作襄州，详见《辨误》。（一八九）

此亦理校。据此则《通鉴释文辨误》似撰在《音注》之前，然《辨误序》在《注序》後二年，盖撰《注》时即预备撰《辨误》，非《辨误》撰在《注》前也。赵绍祖《通鉴注商》于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条，谓“《释文辨误》撰在《音注》之前”，非是。

武德九年，命长孙無忌、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。

注曰：幽州当作豳州。自渭北北归，归路正经豳州，此史书传写误耳。开元十三年，以“豳”字类“幽”，改曰邠州，则当时亦病此矣。（一九一）

此亦理校。

武后万岁通天元年，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。

注曰：榆关在胜州界，与突厥接，非所以备契丹也。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，有榆关守捉城，所谓临渝之险也。“榆”当作“渝”。史于此以后多以“渝”作“榆”，读者宜详考。（二〇五）

榆关在北，以备突厥；渝关在东，以备契丹。史家传写，往往混淆无别。此校勘也，而几于考证学范围矣。

唐中宗景龙三年，三月戊寅，以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

注曰：案下书“吏部侍郎、同平章事郑愔。”又考《新书·本纪》，是年是月是日，书“太常少卿郑愔守吏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，则知传写《通鉴》者误以侍郎为尚书也。（二〇九）

此条本校与他校兼用。

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，太子嗣谦更名鸿；徙郯王嗣直为庆王，更名潭；陕王嗣昇为忠王，更名浚；鄫王嗣真为棣王，更名洽。

注曰：读《通鉴》至此，可以知前此“嗣直”之误为“嗣真”矣。（二一二）

嗣直帝之长子，嗣真帝之第四子。而前卷云“嗣真上之长子”，读至此知其误矣。此所谓本校法。

唐玄宗天宝十载，户部郎中吉温，见禄山有宠，附之，约为兄弟。说禄山曰：“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，不必肯以兄为相。”

注曰：天宝元年，改侍中为左相，中书令为右相。李林甫时为右相，中书令之职也，“丞”字衍。安禄山第三。（二一六）

此理校法。

天宝十一载，秋八月乙丑，上复幸左藏，赐群臣帛。

注曰：蜀本作己丑，当从之。八载已尝幸左藏，赐群臣帛矣，故此书“复”。（二一六）

此对校法。是年八月乙亥朔，无乙丑。己丑是十五日，今涵芬本亦作“己丑”。

唐代宗大曆四年，涪州守捉使王守仙，伏兵黄草峡。

注曰：《水经注》：“涪州之西，有黄葛峡，山高险绝，无人居。”意即此峡也。按杜甫诗有“黄草峡西舡不归”之句，注云：“黄草峡在涪州之西。”（二二四）

以唐人诗句，证《水经注》传本之误字，亦他校法也。

唐德宗建中三年，二月癸卯，李纳遣其判官房说，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。

注曰：《通鉴》本文作癸卯，然自上文二月戊午，推至下文三月乙未，其间不容有癸卯，当作己卵。（二二七）

此亦理校。然可知其误，不易知其为何误。本年二月甲寅朔，戊午五日；三月癸未朔，乙未十三日。然从二月戊午，推至三月声癸未朔，中间有癸亥十日、丁卯十四日、癸酉二十日、己卯二十六日。曰“当作己卯”，安知非癸亥、丁卯、癸酉乎！非更有他证，不能信为己卯也。

唐德宗贞元元年，马燧谓李怀光守将曰：“汝曹自禄山已来，徇国立功，四十馀年。”

注曰：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反，郭子仪、李光弼皆以朔方军讨贼，立大功。其後回纥、吐蕃，深入京畿，诸镇叛乱，外禦内讨，亦倚朔方军以成功。至是年凡三十一年，今曰“四十馀年”，“四”字误也，当作“三”。（二三二）

此理校也，亦几于考证学矣。

唐懿宗咸通三年，仍发许、滑、徐、汴、荆、襄、潭、鄂等道兵各三万人。

注曰：各三万人，则八道之兵为二十四万，不既多乎！疑“各”字误，否则“万”字误。蜀本作“合三万人”，良是。（二五〇）

此对校法。

唐昭宗天复元年，给事中韩偓言：“帝王之道，当以重厚镇之，公正御之。至于琐细机巧，此机生则彼机应矣，终不能成大功，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。况今朝廷之权，散在四方，苟能先收此权，则事无不可为者矣。”上深以为然，曰：“此事终以属卿。”

注曰：呜呼！世固有能知之言之，而不能究于行者，韩偓其人也。（二六二）

据此注是身之有憾于韩偓，此鄱阳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误也。王深宁晚岁自撰铭曰：“其仕其止，如偓如图。”图者司空图，偓即韩偓。吾始疑深宁与身之同境遇，深宁以偓自况，而身之对促独有微词，苦思不得其旨，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。偶阅丰城熊氏校记，云：“元本'而不能’作'而不行’，'行’字句绝，校者误连下读，故臆改'行’字为'能’，而不知其义大反矣。胡注岂詈偓，偓岂有可詈哉！如此校书，真是粗心浮气”云云。乃恍然注之被改，而非身之果有憾于偓也。鄱阳胡氏覆刻《通鉴》，主其事者为顾千里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，而纰谬若此。夫无心之失，人所不免，惟此则有心校改，以不误为误，而与原旨大相背驰，熊氏诋之，不亦宜乎！且陈仁锡评本不误，而覆刻元本乃误，不睹元刻，岂不以陈本为误耶！顾氏讥身之望文生义，不知身之望文生义，只著其说于注中，未尝妄改原文也。顾君覆刻古籍，乃任意将原文臆改，以误後学，何耶！事关尚论古人，不第校勘而已，故不惜详为之辩。

解释者，以今言解古言，以今制释古制，其意义即为注，然注备众体，解释不过注之一端，广而言之，则全注均可谓之解释也。《胡注》之前，《通鉴》有《释文》数种，皆简略。身之始为广注九十七卷，亦仿释文体，乱后重注，将注散入正文，是为今本。前四史虽有旧注，不尽可从，自晋以至五代，则皆身之创为之。且每针对当时，以寓规讽，尤得以鉴名书之义。兹篇所谓解释，虽不过注之一端，亦足见其志之所存也。

周赧王二十三年，楚襄王迎妇于秦。温公论曰：甚哉秦之无道也，杀其父而劫其子；楚之不竞也，忍其父而婚其雠。

注曰：谓楚襄王父死于秦，是仇雠之国也，忍耻而与之婚。（卷四）

此有憾于宋高宗之忘雠也。宋高宗父死于金，忍耻而与之和。《朱子文集》七五序魏元履编次《绍兴八年戊午谠议》曰：“君父之雠，不与共戴天，而为之说者曰，复雠可尽五世，则又以明夫苟未及五世之外，犹在乎必报之域也。虽然，此特庶民之事耳。若夫有天下者，承万世无疆之统，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，非若庶民五世则亲尽服穷而遂已也。”此明为南宋君臣言之，身之之解释，亦犹是耳。

周赧王四十九年，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：“速斩魏齐头来，不然，且屠大梁！”

注曰：屠，杀也。自古以来，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，亦曰洗城。（卷五）

屠城之义甚浅，而重言以释之者，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。德祐元年十一月，元兵围常州，知州姚訔、通判陈炤、都统王安节，力战固守，皆死焉。伯颜命尽屠其民。文文山《指南录·常州咏》曰：“山河千里在，烟火一家无，壮甚睢阳守！冤哉马邑屠！苍天如可问，赤子果何辜？唇齿提封旧，抚膺三叹吁！”明丘濬《世史正纲》亦论之曰：“作《元史》者谓伯颜下江南，不杀一人。呜呼！常州非江南之地邪？伯颜前此潜兵渡汉，固已屠沙洋矣。至是攻常州，忿其久不下，城陷之日，尽屠戮之，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。残忍至此，而中国之人秉史笔者，乃亦曲为之讳，至比之曹彬，岂其伦哉！或曰：所谓不杀，谓入临安之时也。呜呼！伯颜至皋亭，谢太后即遣使奉玺迎降，寂无一人敢出一语。当是之时，苟具人心者，皆不杀也，岂但伯颜哉！”丘濬生异代，犹为此论，文山、身之，接于耳目，其感怆为何如耶？

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荀卿曰：“故乱者乐其政，不安其上，欲其至也。”

注曰：乱国之民，乐吾之政，故不安其上，惟欲吾兵之至也。（卷六）

孟子言：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”徒拥有广土众民，而不能澄清内治，是之谓乱国。乱国之民，不能禁其不生异心也。

又，周民东亡。

注曰：义不为秦民也。（卷六）

《史记》注家多矣，“周民东亡”一语，《周、秦二纪》皆载之，迄无注者，身之独释之曰“义不为秦民”。区区五言，非遇身之之时，不能为是注也。昔宋亡，谢皋羽撰《西台恸哭记》及《冬青树引》，语多不可解。明初张孟兼为之注，明亡黄梨洲重注之，曰：“余与孟兼所遇之时不同，孟兼去皋羽远，余去皋羽近，皋羽之言，余固易知也。”然则诸家不能注，而身之独能注之者，亦以诸家去秦远，身之去秦近耳！

汉高帝十一年，陆贾说尉佗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冠带。”

注曰：背父母之国，不念坟墓宗族，是反天性也。椎髻以从蛮夷之俗，是弃冠带也。（卷一二）

此为宋末诸降人言之。

汉武帝征和四年，匈奴得汉降者，常提掖搜索。

注曰：师古曰：“搜索者，恐其或私赍文书也。”余谓恐其挟兵刃。（卷二二）

旧注既谓“恐其私赍文书”，身之何以谓“恐其挟兵刃”？盖有见于元时汉人持兵刃之禁甚严，不啻三令五申也。当时汉人许持弓矢者，仅汪惟和一家。《元史·世祖纪》载：“至元二十六年六月，巩昌汪惟和言：'近括汉人兵器，臣管内已禁绝。自今臣凡用兵器，乞取之安西官库。’帝曰：'汝家不与他汉人比，弓矢不汝禁也，任汝执之。’”呜呼汪氏！何以得此于元世祖哉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九曰：“汪世显仕金，官至镇远军节度使。据《金史·忠义·郭蝦传》，世显背国嗜利，乃小人之尤。久通款于元，不待阔端兵至，即率众降”云。惟和固世显孙也。

汉光武帝建武七年，司空掾陈元疏言：“至乃陪僕告其君长；子弟变其父兄。”

注曰：王莽时，开吏告其将，奴婢告其主。变者，上变告之也。陪僕，犹《左传》所谓陪臺也。（卷四二）

凡易姓之际，新旧势力移转，则平日受压迫之人即思报复，故上变告密之事恒有。陈著《本堂集》八十，《与袁竹初书》言：“某等如章甫已敝，不足以荐屦，恐萍齑豆粥之家，皆奴辈仇噬所及。”即指当时以告变之章，大捕四明遗老，以为欲迎二王也。竹初名洪，即袁桷清容之父。《清容集》卅三《先大夫行述》，言：“德祐乙亥冬，临安奉表降，旁郡邑相屯堡未散，旧不快意于衣冠者，争上变入爵。参议官陈允平，素与王姓雠，讐言新从福州航海来，见陈为书苏都统，约以九月乘帆下庆元，当出兵以迎。又言礼部尚书高衡孙而下三十馀人，皆联署劝进。复言奉化昌国某大家，以故王为名，一从台州黄岩来，一从海上来。”因此人心危疑，惧连染者至相率投拜以自保。清容之父，亦从降臣赵孟传朝燕京，觐新朝皇帝，谓得“天语褒奖”，载之行述以为荣。呜呼！深宁、身之杜门不出，正为此也。

汉和帝永元四年，华峤论班固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。

注曰：谓不立忠义传。（卷四八）

此条有章怀注不用，而别注曰“谓不立忠义传”。吾始疑忠义传前四史皆无之，何能独责班固！继思《汉志》阴阳家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，师古引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传天下忠臣。”是固之先本有忠臣传，特固不之采耳。且忠臣传应列春秋家，何以列阴阳家？王深宁曰：“《七略》刘歆所为，班固因之。歆，汉之贼臣，其抑忠臣也则宜。”语见《困学纪闻》十二。深宁所论，足与身之相发明，此宋季浙东学说也。异日李邺嗣撰《西汉节义传》、万季野撰《宋季忠义录》，皆此说有以发之。

永元十一年，鲁丕上疏言：“说经者传先师之言，难者必明其据，说者务立其义。”

注曰：汉儒专门名家，各守师说，故发难者必明其师之说以为据，答难者亦必务立大义，以申其师之说。（卷四八）

曰“务立大义”，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。

汉安帝建光元年，翟酺上疏曰：“昔窦、邓之宠，倾动四方，兼官重绂，盈金积货，至使议弄神器。”

注曰：贤曰：“神器谓天位也。老子曰：'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’”余谓威福人主之神器，此言弄威福耳。（卷五〇）

此为史、贾辈言之。

晋武帝太康十年，淮南相刘颂上疏曰：“夫创业之勋，在于立教定制，使遗风人心，馀烈匡幼弱。後世凭之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，乃足尚也。”

注曰：言法制修明，虽后嗣昏愚，有所据依，则其治犹若明智之为也。此言盖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构，而帝又无典则以贻子孙也。然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，以刘禅之庸，而辅之以诸葛亮，则昭烈虽死，犹不死也。孔明死，则孔明治蜀之法制虽存，禅不能守之矣。（卷八二）

刘颂言贵有治法，身之言贵有治人，二者不可偏恃也。

晋元帝大兴元年，焦嵩、陈安举兵逼上邽，相国保遣使告急于张寔，寔遣金城太守窦涛，督步骑二万赴之。军至新阳，闻愍帝崩，保谋称尊号。破羌都尉张诜言于寔曰：“南阳王，国之疏属，忘其大耻，而亟欲自尊，必不能成功。晋王近亲，且有名德，当帅天下以奉之。”

注曰：君父皆死于贼手，保之大耻也。保宣帝之从曾孙，故曰“疏属”，帝宣帝之曾孙，故曰“近亲”。（卷九〇）

君父死于贼，不以为大耻，而亟欲自尊，是安其危而利其灾，故知其必败，亦有憾于忍耻忘雠者也。

晋成帝咸和四年，陶侃、温峤之讨苏峻也，移檄征镇，使各引兵入援。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，拥兵不赴，又不给军粮，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。朝野莫不怪叹。

注曰：不料其如此，而乃如此，故怪之。又念其平昔为何如人，而今乃为此，故叹之。（卷九四）

晋成帝咸康七年，燕王皝遣长史刘翔等来献捷，翔疾江南士大夫，以骄奢酣纵相尚，尝因朝贵宴集，谓何充等曰：“四海板荡，奄逾三纪，宗社为墟，黎民涂炭，斯乃庙堂焦虑之时，忠臣毕命之秋也。而诸君宴安江沱，肆情纵欲，以奢靡为荣，以傲诞为贤，謇谔之言不闻，征伐之功不立，将何以尊主济民乎！”充等甚惭。

注曰：《板》《荡》，刺周厉王之诗也。板板，反也，言厉王为政，反先王与天之道，天下之民尽病也。荡荡，法度废坏之貌，言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也。惠帝永兴元年，刘渊肇乱，至是三十六年矣。（卷九六）

靖康乱後，由丁未以至壬午，高宗在位，凡三十六年。而君臣歌舞湖山，任其板荡，形势尚不如东晋，此志士所为扼捥也。然由永兴元年甲子，至咸康七年辛丑，实三十八年，注盖因高宗在位之数而误耳。

晋穆帝永和二年，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：“即时之废兴，则家国不异”

注曰：言国兴则家亦与之俱兴，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。（卷九七）

《公羊·僖廿一年传》：“宋公谓公子目夷曰：'子归守国矣，国子之国也。’公子目夷复曰：'君虽不言国，国固臣之国也。’”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夫子谓门弟子曰：'夫鲁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。国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！’”人与国同休戚，夫子之训也。

永和五年，蔡谟曰：“观今日之事，殆非时贤所及，必将经营分表，疲民以逞。”

注曰：言必不能长驱以定中原，势须随所得之地，分列屯戍，画境而守，疲民以逞其志也。一说分音扶问翻，言人之才具，各有分量，收复中原，非当时人才所能办也。经之营之，过于其分量之外，则不能成功。丁壮苦征战，老弱困转输，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。其后殷浩之败，卒如蔡谟所料。（卷九八）

蔡谟为当时稳健派，其持论近悲观，不幸而言中也。身之此条所释，颇费思力。盖晋、宋以下诸注，皆创为之，非如前史之有所凭藉。吾独怪近世注《五代》者，犹间取《胡注》舆地；而注《晋书》者，乃不甚取《胡注》，何也？

永和十二年，桓温自江陵北伐，与寮属登平乘楼，望中原叹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。”

注曰：以王衍等尚清谈而不恤王事，以致夷狄乱华也。（一〇〇）

晋虽尚清谈，其国力未为甚弱。《困学纪闻》十三曰：“僭号之国十六，而晋败其一，苻坚是也；灭其三，李势、慕容超、姚泓是也。不可以清谈议晋。”此宋人自伤其不如晋也。

晋海西公太和四年，秘书监孙盛作《晋春秋》，直书时事。大司马温见之，怒谓盛子曰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如尊君所言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。”其子遽拜谢，请改之。时盛年老家居，诸子共号泣稽颡，请为百口切计，盛不许，诸子遂私改之。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，及孝武帝购求异书，得之于辽东人，与见本不同，遂两存之。

注曰：史言桓温虽以威逼改孙盛之书，终不能没其实。（一〇二）

不能统一，国之不幸也。然专制之甚，使人无所喘息，孙盛之书，又何由得传别本乎！

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，秦主登以乞伏国仁为大将军、大单于苑川王。

注曰：杜佑曰：“苑川在兰州五泉县，近大小榆谷。”余谓杜佑以意言之。（一〇七）

以意言之，不专恃考据，所以能成一家之言，此身之自道也。

晋安帝元兴二年，刘裕破卢循于永嘉，追至晋安。

注曰：武帝太康三年，分建安立晋安郡，今泉州南安县即其地。宋白曰：东晋南渡，衣冠士族，多萃此地，以求安堵，因立晋安郡。隋为泉州。（一一三）

又，楚王玄上表请归藩，使帝作手诏固留之。又诈言“钱塘临平湖开，江州甘露降”，使百僚集贺，用为己受命之符。又以前世皆有隐士，耻己时独无，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，给其资用，使隐居山林，徵为著作郎，使希之固辞不就，然后下诏旌礼，号曰高士，时人谓之充隐。

注曰：实非隐者，而以之备数，故谓之充隐。（一一三）

凡非自有而假之谓之充，非自愿而强之谓之使。史文连用四“使”字，曰“使帝作手诏”，“使百僚集贺”，“使隐居山林”，“使固辞不就”，明皆非自愿也。假造民意之事，自古有之矣。

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，尚书令何尚之，以老请置仕，退居方山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。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，尚之复起视事。御史中丞袁淑，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，为《真隐传》以嗤之。

注曰：有迹无名，如晨门、荷蒉、荷、野王二老、汉阴丈人之类。（一二六）

余谓身之亦庶几有迹无名之隐士也。身之宋亡後谢绝人事，凡二十六年而後卒。今考身之行迹，仅袁桷《清容集》及陈著《本堂集》，有一二诗文可据，其他撰述，鲜及之者。《清容集》因其甲申、乙酉问，曾为借观藏书，一留袁氏塾；《本堂集》则因其晚年曾为子求婚于陈氏。陈氏亦甬人，且为进士同年，然由《本堂集》可知其留甬上时，并未与陈晤面。《鲒埼亭集》外编十八，《胡梅藏书窖记》，谓：“身之在甬上，未尝与深宁商榷，其故为不可晓。”不知此正足见身之之不轻与人往来也。王梓材校刊《宋元学案》，不列身之于涑水私淑，乃据道光初陈仅所撰《深宁年谱》，列身之为深宁门人，实为轻信。深宁撰《赤城书堂记》，虽曾一及身之，曰：“台之宁海，其先贤赤城先生罗公德业，为元祐名臣。邑之宿儒前进士胡君元叔，即公游息之地，创书堂，合乡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。延前进士舒君岳祥为之长，前进士孙君钧、赵君孟礼、胡君三省，前太学陈君应嵩、刘君庄孙为之录”云云。胡元叔者，身之从父，与孙钧同举景定三年进士，孙钧即为身之墓填讳之人。据此《记》谓深宁知有身之则可，谓身之为深宁门人则不可。又宋景濂撰《通鉴纲目附释序》，虽曾以胡三省与史炤并称，而方正学撰《刘庄孙樗园文集序》，历数宁海前辈，乃不及身之，曰：“宁海在宋为诗书文物之邑，去南渡国都为近，故士之显闻于世者甚众。樗园刘先生少游钱塘，学于宋太学，所尊善者惟同邑阆风舒公景薛、南山陈先生寿；所友而敬者则剡源戴公帅初、鄞袁公伯长。袁公后仕元为显官，名称海内；戴公文亦传于时。阆风、南山与先生，皆自谓宋遗人，不屑仕，故文行虽高，而不大彰于世，传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。”阆风即舒岳祥，南山即陈应嵩。二人虽不大彰于世，而尚有邑人知之，身之则并邑人而不知之矣。

由《宋史》之无传，知元时其名不著；由《元史》之无传及方正学之无称，知明初其名亦不著。成化间谢铎辑《尊乡录》，黄溥《简籍遗闻》讥其漏身之名。弘治间谢修《赤城新志》，有身之小传矣，然《宋史新编》、《南宋书》仍不为补传；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亦不著录《通鉴胡注》，知明季其名亦不著也。元、明学风，治《纲目》者多，治《通鉴》者少。自考据学兴，身之始以擅长舆地见称于世。然厉、陆两家辑《宋诗纪事》，凡六七千人；顾选元诗亦数千人，而不能得身之一诗。《元史类编》及省府县志为身之补传，而不能于《鉴注》及《释文辨误》两序外，得身之一文。孔继涑刻《玉虹鉴真帖》，宋高宗书《徽宗文集序》，有龙舒故吏胡三省跋，可谓凤毛麟角矣。跋称“书于袁桷清容斋”，当为留袁氏塾时所作。後此序归张茂实，有文徵明跋，茂实张丑父也。後又归王俨斋，故孔继涑刻之，继涑，俨斋孙婿也。而各家著录此帖，多载文徵明跋，而不载身之跋。文跋虽曾述身之名，而各刻本《甫田集》此文“胡”字下名独阙。《清河书画舫》、《式古堂书考》、《佩文斋书谱》等，载文徵明跋，又皆将胡三省误作胡珵。理字德辉，毗陵人，刘元城弟子，《梁溪漫志》恒称道之。《杨诚斋集》七九有《胡德辉苍梧集序》，言“陈少阳上书，德辉视其草，投畀苍梧”，《鼠璞》亦言“张魏公曾奏胡珵笔削东书”。是珵先身之百馀年，何能与清容相值！缪误如此，使不见原帖者，终莫知龙舒故吏为胡三省。足证终明之世，其名尚不著也。以故凌迪知撰《万姓统谱》，两出胡珵，而不及身之；万季野撰《宋季忠义录》，有陈应嵩、刘庄孙，而不及身之；钱竹汀拟《南宋儒学传》目，有王应麟、黄震，亦不及身之；《四库〈清容集〉提要》，谓“桷少从王应麟、舒岳祥、戴表元诸遗老游”，亦不及身之。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，言论行谊，举无足述者。呜呼！《鉴注》全书具在，岂特长于地理已哉！《鉴注》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，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；後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，身之殆可谓真隐矣。曾廉撰《元书》，由《类编·儒学传》改入《隐逸传》，有以也夫！《宋元学案补遗》谓：“《戴剡源集》十八，《题萧子西诗卷後》，有胡元鲁，即身之。”尚无他证。《阆风集》一有《同年黄东发赠楮衾诗》，二有《酬胡元鲁惠松石诗》，而不称同年。又身之从父名元叔，而身之别号元鲁，亦似乎不类。温公胞兄旦字伯康，而温公子名康，岂当时不以为嫌乎！当更考。因释真隐，并及身之事迹之隐晦如此。

梁武帝天监十一年，魏尚书右丞高绰、国子博士封轨，素以方直自业。

注曰：业，事也。以方直为事，所谓疆作之也。作之不已，乃成君子。（一四七）

《中庸》谓：“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”以“疆作”释“自业”，其说甚精。作之不已，则可由勉强以几于自然，足见身之持躬之道也。

梁简文帝大宝元年，齐主简练六坊之人，每一人必当百人，谓之百保鲜卑。

注曰：百保，言其勇可保一人当百人也。高氏以鲜卑创业，当时号为健鬥，故卫士皆用鲜卑，犹今北人谓勇士为霸都鲁也。（一六三）

以“霸都鲁”释“百保鲜卑”，最适当。其名为前此辞书所罕见，而身之能采用之，亦时代为之也。《元史》九九《兵志》“宿卫”条，言“元时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，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”，其实一也。纪、传又时称为拔都，或八都儿，译音无定字。《宋史》二七五，北宋初李继隆，字霸图，义亦取此。清人译曰巴图鲁，故友英敛之名其长孙曰巴图，敛之北人也。

陈武帝永定二年，帝怒临漳令嵇晔及舍人李文思，以赐臣下为奴。中书侍郎郑颐私诱祠部尚书王昕曰：“自古无朝士为奴者。”昕曰：“箕子为之奴。”颐以白帝曰：“王元景比陛下于纣。”帝衔之。

注曰：此《论语》孔子之言。郑颐诱王昕使言而陷之，“邦无道，危行言孙”，圣人包周身之防也如此。（一六七）

此盖有感于方回、仇远之事也。降臣方回古稀之岁，牟献之与之同庚，其子撰文与乃翁为庆，且徵友朋之诗。仇远有句云：“姓名不入六臣传，容貌堪传九老碑。”又作方句云：“老尚留樊素，贫休比范丹。”因方尝有“今生穷似范丹”之句也。于是方大怒仇褒牟而贬己，遂摭六臣之语，谓仇比上为朱温，必欲告官杀之。诸友皆为谢过，不从。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，正卿访之，徐扣曰：“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，何邪？”方曰：“此子无礼，比上为朱温，当告官杀之。”侯曰：“仇亦止言六臣，未尝比上于朱温。今比上为朱温者，执事也，告之官，则执事反得大罪矣。”方色变，侯遂索其诗元本，手碎之乃已。事见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，仁近仇远字，虚谷方回字。时元贞二年丙申，身之亦六十七矣，故以“危行言逊”为子孙戒。

陈宣帝太建七年，周主谋伐齐，于翼谏益储加戍，韦孝宽陈取齐三策。

注曰：自古以来，谋臣智士陈三策者，其上策率非常人所能行，中策亦必度其才足以行，然后能听而用之。《通鉴》盖谓于翼、韦孝宽所见略同也。（一七二）

此身之有感于江上之策不行也。《鉴注自序》言：“从军江上，言辄不用。”袁清容祭梅涧文亦言：“江上之策，不行于老奸。”《钱塘遗事》四，载：“咸淳间，汪紫原立信于襄危之际，以书抵贾相陈三策：一谓内陆何用多兵，宜尽抽之过江，可得六十万。或百里二百里置一屯，皆设都统，七千里江面，三十四屯，设两大藩府以总摄运掉之，缓急上下流相应，必无能破吾联络之势者，久之虽进亦可。二谓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，不如遣使偕行，啗以厚利，缓其师期。半岁间我江外之藩垣成，气象固，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。三谓若此两说不可行，惟有准备投拜，其意盖以激贾行二说也。贾得书大怒曰：'瞎贼敢尔妄语！’讽臺谏罢紫原。不数月北兵渡江，九江以下皆失守，乃以端明招讨起公。过淮时，贾出督相遇，拊紫原背而哭曰：'端明端明！某不用公言，遂至此。’后有告伯颜以紫原曾献三策者，伯颜惊叹：'江南有这般人，这般话，若遂用之，我得至此耶！’时人有诗曰：'厚我藩垣长彼贪，不然衔璧小邦男，庙堂从谏真如转，竟用先生策第三。’”事并见《宋史》立信本传及《三朝政要》。余颇疑此策或出身之，因身之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时，沿江制置使正为汪立信也。不过身之乱后深自韬晦，故知之者鲜耳。

太建十四年，隋主既立，待梁主恩礼弥厚。是岁纳梁主女为晋王妃，由是罢江陵总管，梁主始得专制其国。

注曰：西魏迁梁主詧于江陵，置助防曰防主，后遂置总管，今罢之。（一七五）

助防与驻防不同。驻防明言驻以防之，助防则名为助之，实以防之，其名甚巧。此詧所以终不得自由而鬱邑以死也。傅沅叔跋姚士粦《后梁春秋》曰：“詧以骨肉猜贰，据地自王，与昭烈存汉，庄宗继唐，宁可并论！又况倚恃北国，备位附庸，苟延残喘。观集中所载《愍时赋》有云：'悲晋玺之迁赵，痛汉鼎之移新，遂胡颜而苟免，谓小屈而或申，岂妖诊之无已，何国步之长沦！’又云：'余家国之一匡，庶兴周而祀夏，忽萦忧而北屈，岂年华之天假！’其言悲愤沈鬱，终于发背而死，良可悯悼。姚氏乃欲以中兴之运属之，拟非其伦矣。呜呼！当宗社覆灭，土宇沦溃之际，凡在藩侯宗子，或倡大义以讨乱贼，或收馀烬以复旧疆，纵事业未成，后之君子，常钦其志，而假之以名。若夫乞援强邻，受封上国，幸为人所卵翼，称帝号以自娱，政柄非己所能操，存废听人之措置，此石晋、刘齐之故辙，读史者方愤叹痛惜之不暇，宁复从而崇奖之耶！”语见《藏园群书题记续集》一。

陈长城公至德二年，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，乃请和亲，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，为隋主女。隋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使于沙钵略，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。

注曰：千金公主，宇文氏，请于沙钵略，欲复雠。及兵败于外，众离于内，乃请为隋主女。更封以大义，非嘉名也，取“大义灭亲”云尔，为大义不得其死张本。（一七六）

自晋元渡江，讫宇文氏之灭，河北沦陷者，二百七十馀年，至是复归中国。《春秋》大义，国雠百世可复，隋盖为中国复雠也。千金公主乃欲复宇文氏之雠，故隋以大义封而灭之。身之释大义，其说新而切。

隋文帝开皇九年，时天下既壹，异代器物，皆集乐府。牛弘奏：“中国旧音，多在江左。”

注曰：典午南渡，未能备乐，石氏之亡，乐人颇有自邺而南者。苻坚淮淝之败，晋始获乐工，备金石。慕容垂破西燕，尽获苻氏旧乐。子宝丧败，其锺律令李佛等，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。德子超献之姚秦，以赎其母。宋武平姚泓，收归建康，故云“多在江左”。（一七七）

永嘉之乱，伶官乐器，皆没于刘、石，其后辗转复归江左，实分两期：一由石赵、前燕、苻秦以归于晋；一由后燕、南燕、姚秦以归于宋。此所释甚清晰，垂、宝后燕，德、超南燕也。

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，明日黜为下邽令。

注曰：唐制，上县令从六品上，补阙从七品上。以此言之，则非黜也。盖唐人重内官，而品之高下不论也，况遗补供奉官，地居清要乎！（二一四）

唐德宗贞元五年，琼州自乾封中，为山贼所陷。

注曰：琼州在海中大洲上，中有黎母山，黎人居之，不输王赋。所谓“山贼”，盖黎人也。宋白曰：琼州北十五里，极大海，泛大船使西南风帆，三曰三夜到地名崖山门，入江，一曰至新会县。（二三三）

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？厓山在新会，为宋丞相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，书以痛也。厓山海中有奇石，张弘範磨崖大书“张弘範灭宋于此”，以自夸耀。明提学赵瑶诗：“镌功奇石张弘範，不是胡儿是汉儿。”指此也。成化间御史徐瑁，始命工削去。事见《道光新会志》。张弘範刻石，身之未必知，都统苏刘义等挟二王由浙入闽广，终于奎山，《癸辛杂识》续集屡载之。胡、周同时，周既有所闻，胡不容不知也。

唐宪宗元和十一年，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。军中闻之，掠浑镐及家人衣，至于倮露。陈楚驰入定州，镇遏乱者，敛军中衣以归镐，以兵卫送还朝。楚定州人，张茂昭之甥也。

注曰：史言河朔之人，习于叛乱，知奉其帅之亲党而已。（二三九）

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，上欲御楼肆赦，崔慎由曰：“陛下未建储宫，四海属望。若举此礼，虽郊祀亦可，况于御楼。”时上饵方士药，已觉躁渴，而外人未知，疑忌方深，闻之俛首不复言。

注曰：史言宣宗不早定国本，使王宗实得以立长而窃定策之功。（二四九）

韩胄之于宁宗，史弥远之于理宗，贾似道之于度宗，皆以定策之功而肆其姦者也。弥远死，其子孙为製碑铭，且以“定策元勋”题其首焉。

唐懿宗咸通七年，上好音乐宴游，殿前供奉乐工，常近五百人，每月宴设，不减十馀。

注曰：宴设，谓宫中置宴也，宋朝内臣谓之排当。（二五〇）

《宋季三朝政要》言：“理宗端平初，厉精为治。在位久，嬖宠浸盛，宫中排当频数，倡伎傀儡，得入应奉，端平之政遂衰。”今以“排当”释“宴设”，明其弊不减于咸通也。《钱塘遗事》五，有专条记之云：“宫中饮宴名排当。理宗朝排当之礼，多内侍自为之，一有排当，则必有私事密启，度宗因之。故咸淳丙寅，给事陈宗礼有曰：'内侍用心，非借排当以规羡馀，则假秩筵以奉殷勤，不知聚几许汗血之劳，而供一夕笙歌之费。’”其说可想矣。

後梁太祖开平二年，华原贼帅温韬，聚众嵯峨山，暴掠雍州诸县，唐帝诸陵，发之殆遍。

注曰：《温韬传》：“韬在华原七年，唐诸陵在其境内者，悉发掘之，取其所藏金宝。而昭陵最固，韬从埏道下，见宫室制度闳丽，不异人间。中为正寝，东西厢列石床，床上石函，中为铁匣，悉藏前代图书，锺王笔迹，纸墨如新，韬悉取之，遂传人间。惟乾陵风雨不可发。”（二六七）

昭陵太宗陵，乾陵高宗陵。《通鉴》于此事略言之，注独详引《欧史·温韬传》以释之者，为杨琏真加写照耳。杨髡发宋诸陵事，当时通国皆知，故此不言而喻。

後晋高祖天福二年，义成节度使符彦饶，奏范延光遣兵度河，焚草市。

注曰：时天下兵争，凡民居在城外，率居草屋，以成市里。以其价廉功省，猝遇兵火，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。此草市在滑州城外。（二八一）

百闻不如一见，非身亲其事，不能言之亲切。身之生乱世，故独能了解兵争时事。

又，闽主以空名堂牒，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。

注曰：堂牒，即今人所谓省劄。空名者，未书所授人名，既卖之得钱而后书填。（二八一）

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，言：“降臣王積翁奉使，拘温陵任氏舶，以好语官职诱之，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，反为任所杀。”即此所谓空名省劄也。史言五代时中国不统一，故割据者胡行，民不堪其病矣。

後汉隐帝乾祐二年，以归德牙内指挥使史德珫领忠州刺史。德珫，弘肇之子也，颇读书。有举人呼于贡院门，苏逢吉命执送侍卫司，欲其痛箠而黥之。德珫言于父曰：“书生无礼，自有臺府治之，非军务也。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过耳。”弘肇即破械遣之。

注曰：贡院门，礼部贡院门也。五季自梁以来，虽皆右武之时，而诸州取解、礼部试进士，未尝废。唐明宗天成二年，敕新及第进士，有闻喜宴，今后逐年赐钱四百贯。其进士试诗赋文策，帖经对义。盖朝廷犹重科举之士，故史德珫虽将家子，亦爱护士流。（二八八）

此有感元初士流之贱。凡淮蜀士被俘者，皆没为奴，不如五季武夫，犹知爱护之也。

後周世宗显德三年，李德明劝唐主割江北之地，唐主不悦，宋齐丘以割地为无益。德明轻佻，言多过实，国人亦不之信。

注曰：国人，谓南唐通国之人。史言诞妄之士，雅不足以孚乎人，不惟丧身，且误国事。（二九三）

李德明见陆游《南唐书》七，与锺谟同传。性轻佻反覆，朝士侧目，号为锺李。德明尝诣周军，睹周军容之盛，知非南唐所能敌，极力主张割地议和。唐君臣以其素行不孚，不信其说，德明犹攘袂大言，谓“周师必克”，故群以卖国诋之，卒至被戮，而祸且中于国。故君子植品，贵在平日。